2021年中國正式邁入“三胎時代”，然而不少年輕人直呼“二胎都生不起，何談三胎”。而2022年8月的國家衛健委發布會中提到：“國內調查顯示，嬰幼兒無人照料是阻礙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大概有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現實中我們的供給還是不足的，特別是普惠性的服務供給確實是個短板。”

中國嬰幼兒家庭面臨著新一代父母發展意愿和生育意愿間難以平衡、家中祖輩無力照料孩子、保姆帶孩存在安全隱患等問題，對專業的嬰幼兒托育服務的需求日趨強烈。

本文通過收集整理中國嬰幼兒照護現狀及托育行業發展相關數據，試圖將“嬰幼兒無人照料”的問題和一種解決方法“普惠托育”呈現給讀者。

一、人口問題----持續走低的生育意愿

2022年8月《譜寫新時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指出，“十四五”期間我國總人口將進入負增長階段，低生育率成為影響我國人口均衡發展的最主要風險，再次敲響警鐘。

聯合國數據顯示，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1】長期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2】，且呈下降趨勢。而2020年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中國實際總和生育率僅為1.3，這一結果反映中國似乎正處于“低生育率陷阱”【3】的邊緣。

雖然生育政策不斷放寬，但是預期中的“嬰兒潮”遲遲未出現。2021年國家衛生健康委調查顯示，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64個，低于2017年的1.76個和2019年的1.73個。作為生育主體的“90后”，“00后”僅為1.54個和1.48個。

燕燕和丈夫是80后，大學畢業后來到杭州，夫妻倆約定先打拼事業，等買了房、經濟情況好些再要孩子。一直到快35歲時，雙方父母一催再催之下，夫婦才決定生個娃。

燕燕夫婦不是個例，生育意愿的持續走低或與年輕人婚育觀念顯著變化有關。他們受教育年限更長，就業競爭壓力變大，婚育推遲現象顯著。

一項針對杭州、廈門和廣州三地的城市已婚女青年生育意愿影響因素的調查顯示，經濟負擔重、子女無人照料和女性對職業發展的擔憂等因素已成為制約生育的主要障礙。

二、職場媽媽----工作育兒難兩全

對于職場媽媽來說，熬過了孕期的諸多不便和困難，又迎來育兒與工作之間的巨大沖突。

產假是職場媽媽能享受的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生育福利。2012年國務院發布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指出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15天；難產的，增加產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個嬰兒，增加產假15天。同時，不同省份會在國家統一規定的產假基礎上，調整當地的生育假。 

近年來部分省份為鼓勵生育專門針對生育二孩、三孩延長了產假。陜西省新修訂的《陜西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明確生育三孩增加15天產假、10天護理假；浙江省也明確生育二孩、三孩延長產假90天，總計188天。全國多省份也增設了育兒假，即在子女3周歲內，夫妻每年各享受一定天數育兒假。

然而，產假和育兒假的增設和延長并沒有徹底解決育兒問題。從產假結束到子女進入幼兒園之前（3周歲）的這段空窗期，孩子由誰來帶呢？

現階段我國0-3歲嬰幼兒仍以家庭照護為主，即父母自己帶或者由祖父母帶，只有極少數家庭選擇托育機構照護。 

孩子年齡是家長在選擇照看方式時的重要因素。在選擇托育服務的家庭中，僅有10.8%的父母在嬰幼兒1歲內托送，過半數的家長都選擇在嬰幼兒2歲半以后托送。 

然而家庭照護這個在中國延續千年的最傳統最穩妥的方法，也難免有失靈的時候。

原本燕燕打算讓母親帶孩子，但母親已經六十多又患有腰椎間盤突出，力不從心。公公婆婆從老家趕來照顧，但由于生活習慣不同導致矛盾不斷，最終他們在燕燕出月子后就回去了。燕燕又找了月工資8000的育兒嫂，但她照顧孩子不盡心，孩子發燒都沒有察覺。燕燕最終下決心辭了育兒嫂，自己帶娃。

一方面父母工作與帶娃難以協調，祖父母的身體和精力有可能難以跟上，更有育兒理念上的沖突；另一方面育兒嫂的資質引人擔憂，大部分人難以找到可靠且適合的育兒第三方。這讓很多職場女性被迫回歸家庭。

三、托育行業----歷經風雨重新啟航

從近代以來，中國嬰幼兒教育開始由完全的家庭教育緩慢地向社會化教育轉化。中國嬰幼兒教育事業從1978年進入新發展階段，伴隨著相關制度、條例的推出，托育體系逐步確立，托兒所數量穩步上升。但是90年代后托育行業熱度驟減，直到2010年后才又逐漸起步，在最近幾年又進入爆發階段。托育行業的興衰與國家政策和政府導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70年間托育機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的托育機構是指經有關部門登記、衛生健康部門備案，為3歲以下嬰幼兒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計時托、臨時托等托育服務的機構。“保育”和“教育”相結合的照護方式，為嬰幼兒提供更為專業、科學、全面的成長照料。 中國嬰幼兒托育市場正在興起，預計未來四年市場規模將持續上升。

但與超三成嬰幼兒家庭存在強烈的入托需求相對應的是我國嬰幼兒在各類托育機構的入托率僅為5.5%左右，遠遠低于OCED（經合組織）【2】國家的平均水平。巨大的反差折射出當前我國較突出的托育服務供需矛盾。

入托難是共性問題。當前我國托育服務有效供給不足，托位缺口較大，造成眾多嬰幼兒“無處可托”的困局。依據“十四五”規劃綱要，2025年中國需達到630萬個托位的目標，現在仍存在近400萬的缺口。

同時，不同城市的托育建設壓力也不一致，部分城市，例如濟南市2022年的千人托位數，已達3.91個，位居全國前列。而其他一些城市托位“短板”依舊顯著。 

伴隨托育機構數量不足而來的是另一個難題“托育機構離家遠，送托不便”。燕燕表示自己也想過送孩子去托育班，但最近的機構車程也在半小時以上，并且接送時間與父母上班時間沖突。而農村地區這個問題更明顯，農村嬰幼兒家長送兒入托需要克服更大的距離阻礙。

目前一些省市都存在一個奇怪的現象。按國家指標，托位總量總體不足，但現有托位存量又相對過剩。 費用不菲、優質師資短缺、資質良莠不齊、安全隱患大…對于許多家長來說，相中一家價位合適、服務可靠的托育機構可謂難上加難。所以不少家長對市場化托育仍持觀望態度。

私立托育機構價格高，公辦普惠園供給不足是家長們遇到的普遍問題。不少家長表示“看得上的托育機構價格太高，價格便宜的環境、安全、師資又相對較差”，目前市場上的托育機構以民辦、私立性機構為主，市場化運營機制下，托育機構的“優質”和“實惠”，如魚與熊掌，難以兼得。      

以上海為例，全市237家有資質的托育機構中營利性質托育機構占到七成左右，最高收費達到了18000/月，中端機構的定價在5000-8000元，即便是低端的價格也不低于3500元。地方人社局數據顯示，2021年上海市平均工資11396元/月，雙職工家庭月收入在2萬元左右。

談及理想收費，當前中國嬰幼兒家庭可接受的托育服務費用多集中在3000-4000元/月，然而市場上一眾托育機構的定價遠遠超出一般家庭的預算，“托不起”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

“收費高”，托育機構也是“有苦難言”。近年來托育機構跑路事件頻發，導致人們對其信任度下降，機構招生困難。經分析，一家成熟期托育中心，在客單價5000元的情況下，55%的滿班率將是企業生存的生命線，一旦低于此閾值，托育機構將面臨虧損。

在其運營成本中，租金水電物業與人力成本占比超過五成，北上廣等大城市甚至占八成以上。而疫情下托育服務的剛需受到壓制，高昂的場地租金和員工工資卻還需由托育機構自己買單。托班費用看似高昂，但對于一些機構來說，卻只能維持基本收支平衡。有的機構甚至入不敷出，最終倒閉。 

而頻發的虐童事件讓家長對于一些民辦托育機構深感“不放心”。事實證明，父母的擔心不是多余。梳理媒體報道發現，單是2022年發生的托育機構虐童案件就有不下四起。一部分涉事托育機構存在未到衛生行政部門備案，缺乏運營資質的問題。

這些“虐童暴行”也折射出托育行業從業人員良莠不齊的問題。現在高層次托育人才緊缺，保育員、衛生保健員缺口巨大。現階段針對0-3歲嬰幼兒托育服務的專業人才培養仍處于起步階段。此外，由于勞動強度高、薪資低、缺乏認同感，托育行業的人才流失問題也較為嚴重。

比起民辦托育，“民辦公助”的普惠性托育和社區托育更受年輕父母的青睞。許多家長認為公辦托育機構不僅價格實惠，師資的力量也更有保證。

談及對托育服務的建議，眾多受訪者希望托育機構對嬰幼兒養育提供咨詢指導，并且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計時托、臨時托等更多樣化的托育服務。此外，加快推進專業人才培養，亦能回應家長期待，加快推進“幼有所育”邁向“幼有優育”。 

四、普惠托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發展普惠托育的道路上，已經有不少發達國家建立較為完備的普惠性托育體系。目前國際上主要有三種托育服務模式：一是市場主導模式，以英美國家為主，國家只保障最低限度的福利水平，但總體來說兒童托育費用基本由家庭承擔。二是政府主導模式，以北歐國家和法國、德國等高福利國家為代表，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公共托育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普惠的嬰幼兒服務。第三種是政府引導模式，以日本為代表，主張以家庭為主，政府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提供育兒假、經濟補助等家庭支持政策協助父母解決兒童照顧問題。在不同的托育服務模式下，0-3歲嬰幼兒托育費用占家庭凈收入的比重也有所不同。

這些都可以為我國發展本土化的普惠托育提供經驗借鑒。當然各省市也要因地制宜，在城鄉社區建設改造中，建設與常住人口規模相適應的嬰幼兒活動場所及配套服務設施，因地制宜、靈活多樣提供一批普惠性托位。在探索前行的道路上，只有不斷嘗試，用實踐去檢驗，才能臻于完備。

提高人們的生育意愿，自然不是靠一兩項措施就能解決。但普惠托育服務可以幫助解決現代年輕人“無人帶娃”這個現實而具體的困難，緩解女性職業發展矛盾，也是建設兒童友好型社會的重要一步。

高質量的普惠托育，或許是中國托育服務發展的方向。普惠托育要求托育服務價格更惠民、質量更有保障、服務更多樣，不僅要讓家長“送得起”，更要讓家長愿意送。要打造高質量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應明確政府在推動托育服務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加大政府財政投入力度，重點關注托位建設和專業托育人員培養。更需要激發社會多元主體的潛力，讓它們加入到普惠托育事業的發展中，早日實現“幼有所托”的目標。

 （應受訪者要求，燕燕為化名）